1月23日,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在忙着准备过年,不少记者冒着被传染的风险,进入武汉金银潭医院。因为镜头,我们才知道,层层叠叠防护之下,竟是一个个年轻的脸庞。因为穿脱防护服不便,她们数小时滴水不进。长时间戴口罩,姑娘们脸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这些被摄影记者记录下的面庞,成为大家眼中“最可爱的人”。因为镜头,我们看到,钟南山院士临危受命,他在前往武汉的高铁餐车上休息的照片,感动无数国人;因为镜头,我们认识了数千名建设者,他们昼夜不停地推进建设,仅用10天便让一座医院拔地而起……一个个深入抗“疫”一线的摄影记者传来的报道给公众以力量与希望,而每一则重要信息和鲜活画面的背后,是无数将镜头对向他人的摄影记者默默的付出。
作为社会的“瞭望塔”,一线摄影记者和白衣天使一样可敬。以时叠加的确诊数字,让人焦虑不安,平凡的记者在疫情面前,也会疲劳,也可能被感染,但他们依旧一头扎进一线。身为新闻摄影人的他们深知,只有越靠近现场,才越接近真实,而这份真实,应该被每一个人知道。
自疫情爆发以来,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在内的全国媒体紧急动员,派出精兵强将前往疫情一线月,武汉疫情出现伊始,新华社摄影部的摄影记者们一直坚守在武汉抗疫、防疫的最前线。“不在现场,我会遗憾终生”,新华社驻湖北记者熊琦在记者手记中写道。1月23日凌晨3点,熊琦被朋友的电话从睡梦中叫醒:“疫情严重,武汉可能马上要封闭。”此时,他刚刚从武汉回到老家过年,但一座千万级的城市因为疫情而封闭,作为一个记者,如果不在现场,他会遗憾终生。于是,他告别家人,回到武汉,从高速公路收费站开始,边走边拍,在武汉的街头巷尾,记录着这个城市最为艰难的一天……等下午回到家中,查阅相关报道,熊琦发现医护人员的照片非常少——没有核心隔离区的照片,这是一个巨大的缺失。他随即采购了足够支撑一周的物资和食品,做好了独自隔离的万全准备,并下定决心第二天进入核心隔离区,记录医护人员奋战在疫情防控战一线的画面。第二天中午,在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的清洁区,熊琦对着镜子拍下了可能是职业生涯中最不帅的一张工作照,然后,独自走向隔离区。口罩的雾气时不时糊住眼镜镜片,隔离服闷得他浑身是汗,但心中的使命感,不断地催促他:再多拍一点,再多拍一点。“没有犹豫,也没有丝毫恐惧,作为新华社记者,我知道我出现在最该出现的地方,这也是成千上万医护人员日夜奋战的地方,无数病人寻找生之希望的地方。”
“我觉得状态非常好,每天都兴奋着,没问题。”这是人民日报1月29日派往武汉的90后摄影记者张武军的回答,这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第一次单独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真实反应。这次一接到赴武汉报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任务,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摄影组只有7个人,人手少任务又多,我年轻身体好,也没啥家庭负担,父母也挺支持的。”能到一线报道,积累采访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新闻摄影经验,是他一直期待的,“机会来了怎能错过?”他在出发前特地学习了报社资深摄影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在非典期间拍摄的所有照片和摄影组组长雷声在汶川地震期间拍摄的照片。对于自己的这次拍摄任务,他有着清晰的报道思路:紧扣舆情热点,回应民众信息诉求。他对自己也有这样的标准和要求:我最后出片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必须经过在景别和构图上考虑的,不能随便站在一个地方按两下快门就完事。穿着紧绷的防护服,戴着勒紧耳朵的口罩和起雾严重的护目镜,对于摄影记者而言简直是“灾难”,“我甚至很难透过护目镜看清相机传感器里的图像”。而在媒介融合时代,要求摄影记者集图片、视频、文字报道于一身,每天要跑不同的地点,前期拍摄、后期修图、发稿,还要根据报社与当地建立的选题线索群确定第二天的采访拍摄重点,对个人而言工作量和工作强度确实很大。不知不觉,忙碌中的他在武汉已快半个月时间,当领导问他愿不愿意继续坚守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问他估计何时能回,“起码也要坚持到月底。”作为父母手中的宝,他也同样知道父母的担心,不管多累都会给家里报平安。
中新社湖北分社记者张畅以其自身的职业敏感,在疫情发生之时便投入到拍摄当中,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他主要拍了医务人员在一线的工作、武汉“封城”的城市景象和市民的生活状态。最初他对疫情也有些担心,后来通过人民网、央视等一些媒体,还有患病医生公布的一些信息了解到,病毒对老年人,尤其是身体患有基础疾病的一些人影响较大的时候,他放松了些,开始走进医院拍摄报道。在做常规报道的同时,他还会关注医务人员和市民的人和事,记录下大家是如何去应对这场疫情战胜疫情的点滴,拍些有情感的照片。
大年三十晚上,在北京准备和妻子一道包饺子过年的解放军报摄影记者范显海,接到了“出征”的命令,虽然放心不下身体不适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是军人就得听令”的他义无反顾地收拾行囊,执行这次特别的任务。1月27日,他随海军军医大学医疗队进入了“最危险的地方”——重症监护室。“上级没有硬性命令,也有人劝我不要进病房,但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不一样,必须得在现场。既然我在前线,就得上阵地,既然端起枪,就得冲锋”。就这样,范显海多次进入医疗一线,“每次拍摄完出病房,我都想,该做的都做到了,下次不进重症监护室了,但还是进了两次、三次。不想缺席重要事件、重要时刻,拍照的都这‘毛病’”。
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疫情,新京报摄影记者陶冉本该是能陪伴在患病多时的父亲身边过一个团圆的春节,但实际情况是,为了报道抗击疫情,他在1月27日便已随北京市第一批医疗队驰援武汉。陶冉说,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拍摄医疗队救护病患。他告诉记者,这支队伍当中都是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他拍摄再辛苦、再危险都不及所有医护人员的奋不顾身和与病患的零距离接触。作为湖北人的他,有信心配合北京医疗队在武汉共同打好这场抗疫情的“硬仗”,并且代表湖北人向外界发出武汉最正能量的声音。
北京日报摄影记者和冠欣提前结束春节假期,大年初二晚上就回到北京,主动向单位申请参加抗击疫情的报道工作,1月27日当晚随北京驰援武汉医疗队第一批队员到达武汉。此次,北京日报派出文字、摄影、视频摄像记者各一名,分工明确,相互配合,通过协作完善新闻事件的报道形式,在报纸(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新媒体(北京日报新闻客户端、北京日报、晚报新媒体矩阵以及全网平台)同时发力,尤其重视对即时、快速发稿的要求。“医疗队里有很多动人事迹,可以挖掘出不少好的人物故事,也拍到了一些自己想要的照片。”但对于一个记录者来说,疫情的其他方面又不能全面兼顾,不得不面对很多当地疫情和事件的缺席——“肯定会有遗憾。虽然没人要求,但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要求自己多拍一些,再多拍一些。”
曾担任本报图片编辑的高曌,是随北京医疗队援汉的北京青年报特派摄影及视频记者,碰到疫情爆发,新闻嗅觉和专业精神告诉他“去现场”,因此,在大年初三北京青年报微信群里传来“征集令”时,他毫不犹豫地“请战”,去到目前全世界最受关注的新闻战场。北京医疗队支援的医院是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地处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曌在这里用相机记录下了一线医护人员“抗疫”的故事。
1月27日晚上,武汉封城后的第5天,《三联生活周刊》摄影记者蔡小川却逆行在开往湖北的G69列车上。“在来之前,我不清楚自己能起到什么作用,我来拍这些东西是想说明什么,但我想如果不能在这个时刻近距离记录他们,可能也是一种冷漠吧。”
湖北日报视觉新闻中心摄影部共有记者编辑13人,除一位女记者怀孕休假外,其他人都在跑疫情,全天候满负荷工作,连续推出了多期专题报道。摄影部主任周立新说,从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起,记者们就兵分几路,不分昼夜地在医院、出城高速、火车站、机场、地铁、商场超市、街道社区以及与时间赛跑的雷神山、火神山新医院建设施工现场等地进行采访,经常拍摄到深夜,有时要一直拍到凌晨3点才能结束。此外,摄影部还要策划布置第二天的图文报道、专题呈现,工作量很大。柯皓和魏铼都是40岁以下年富力强的摄影记者,他俩职责比较固定,一个跑医院,一个跑部队并替补上医院。柯皓四进隔离病房,用相机记录下医护人员奋战在ICU,救治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紧张时刻。魏铼封城首日就进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隔离病房,发回一手图文报道。
周立新说,采访初期比较困难,记者们都是自筹防护设备,两位跑一线的记者也不敢回家,后来报社想尽办法,为保障记者的人身安全逐步配备了专业防护设施和提高免疫力的中成药。深入医院一线的记者至今还住在宾馆,发稿吃住自行隔离,一直不能与家人团聚。问他们紧张不紧张,他们表示“没时间紧张,事情太多,做好防护就行了”。
湖北日报视觉新闻中心视觉总监田悦在接受采访时说,湖北日报于1月21日晚成立防疫报道专班,名单里没有他。虽然不用去医院,但他的相机不能沉默。所以,最初他打算出去扫街,记录一下这个特殊时期的城市。一开始,家人不知道。每次他就以买菜、倒垃圾的借口出门。随着一次次出去时间越来越长,家人也大概知道他做什么去了,每次回来就忙前忙后给他消毒,洗头洗澡,把衣服全换洗掉。1月27日,田悦进入专班群,他开始进入一线拍摄协和、同济医院坚守的医生、治愈的病人出院、社区坚守的工作人员、全国各地驰援的医疗队,以及疫情下的普通人生活,泪水每天都浸湿眼眶。“对生命的敬畏,对事件的客观态度,要求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心里应有柔软的一面。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我们惟有心怀敬畏,带着温暖与冷静,去观察感受和拍摄。我相信只有这样拍出来充满情感的图片,才是最打动人、最有力量的。”
长江日报摄影部主任邱焰介绍,1月22日上午,长江日报成立了疫情防控报道指挥部,由他担任摄影组组长,统筹摄影报道工作。无论是华南海鲜市场,还是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无论是人流密集的机场、火车站,还是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工地……摄影组的20多人一直在疫情发生、发展的现场,不断地发出最新报道。记者们都是主动请缨,穿上厚重的防护服,毅然决然地进入了救治一线,在离抗疫硝烟最近的地方记录下了医护人员治疗患者的珍贵画面。长江日报摄影记者陈卓安顿好家中老小,在封城当天和妻子一起返回武汉,开始过这个充满未知与风险的,前所未有的春节,他跟拍了武汉市第四医院的一个急救班组的12小时;1月29日临危受命组建的“强强组合”,成为长江日报此次战“疫”报道中的黄金搭档。两名记者——摄影部金振强和城区部史强, 24小时跟随120急救车入户转运重症患者,追踪记录120急救人员的工作环境和履职状态,真实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和职业坚守,推出了《生命线上的生死阻击战——长江日报记者直击武汉120“战疫”十二时辰》,他们还率先进入隔离酒店探访,选取人们关切的热点,全程跟进,一线探访,用翔实的报道回应关切、答疑解惑;而作为摄影师,邱焰在工作之余以封城的天数作为拍摄的线索,记录了武汉人民的日常生活、城市、街道等现状。“我相信怀有新闻理想和社会责任的摄影记者,一定会坚持冲在一线,尽可能全面、真实地记录、报道这次疫情。”邱焰说。
著名报人普利策曾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这些冲在一线报道疫情的摄影记者,带着社会责任和专业精神拍摄的影像,为当下的我们传递着一份暖意、一份力量,为历史留下珍贵的记忆,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2003年的整整一个春季,被称为“非典型肺炎”的病毒侵扰了整个中国,并波及了小半个世界。那时,经由摄影记者的报道,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震撼心灵的静止画面:一位医生的高大背影,面对着病榻上已经停止呼吸的病人,默默地致哀;医生身穿隔离服,脸贴着脸,为病人进行气管切断手术插入输氧导管;婚礼在病房里举行,幸福的笑脸、快乐的烛光和蓝色的隔离服、白色的口罩形成鲜明对照;病榻上的患者对着镜头取下吸氧面罩,戴上口罩,并用手势亮了一个表示胜利的“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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