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成都及巴蜀地区有没有野生犀牛与大象？有的话，它们与成都这座城市究竟又有怎样的联系？这，一直是扑朔迷离的历史谜题。

　　2012年春夏之季，我为完成长篇非虚构散文《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交错的历史》，我曾踏探滇北、黔西北一线的人文历史。来到川西的犍为县，明朝时所建立的县文庙里正在举行犍为老图片展览，细细看完，对为何以“犍为”为县名有了兴趣。探究一番后知道，在西汉中晚期，新设郡时，因郡内有山，故名“犍”，而当地又盛产野牛与猴子，而“为”的古转体像母猴，所以就在“犍”字后面加了“为”字，因此，犍为就成了新的郡名。

　　为字的繁写体是“爲”，其上部是爪，归于“爪部”。《说文解字·爪部》解释说：“爲，母猴也。其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爲是会意字，甲骨文、金文、篆文写出的字形大体近似。初文只是在左上画了一只手，正在驱使或指挥一头大象。从甲骨文里可以看出，大象生动、造型比较明显。再看爲字书写的演变——甲骨文、金文、篆文多有变化，但上为爪（手也）、下作象之形，就连象的鼻子、四足也明晰可辨。即使写作楷书正体，也十分象形，只是后来依照草书形状搞出来的简体字“为”，才让字形与毫无关系。

　　关于爲字，也可从大舜姓妫的资料里得到进一步佐证。先秦之姓多带女旁，如姒、姬、姜、赢等，妫去掉女旁为“爲”，这个爲字，上端像一只人手抚摸，下半则是大象的象形。合起来看，“妫”的释义应是驯象员。大舜的祖辈应是掌管大象的训练人员。

　　古蜀时期，本土多以特有的“巴蜀图语”为表意文字，也一度“反哺”中原文化。而在对蜀字的二三十种解释当中，其中一种是：蜀字象征大象的头颅和弯曲的长鼻子。而在“巴蜀图语”里早就有“蜀”的写法。我甚至以为，甲骨文中“象”字、“爲”字，就是从“巴蜀图语”演变而来的。在开明王朝时代，蜀地的大象，逐渐被人们所驯服而役使。

　　“犍为”自有郡名一直保留了下来，至今已有1420多年。著名巴蜀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认为：“凡地名之以象、鼻等为名者，疑皆象曾经栖息之地。”古蜀地多象，古蜀族崇象，所以“蜀”字表达了古蜀先民与象的亲和力。西汉广开“西南夷”以后，因为气候环境的变化，人为的大量垦殖，象群逐渐南迁。巴蜀历史学者黄建华认为，由于象群的远去，蜀人产生了怀念，因而有了“想象”，这个词的初意就是表达对象的想念，由此可见蜀人与象的情感。

　　蜀州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述很多蜀地物产，特别提到了在蜀地岷山山脉等地有大象。记载固然简净，却并非语焉不详，古蜀有大象分布是确凿无疑的。

　　春秋战国时期，大象、犀牛在成都尚有分布。古蜀王朝曾经向中原输送过犀牛、大象等动物。日本汉学泰斗白川静在《字统》里就明确指出：“公元前五六世纪前后，长江北岸一带还生息有大象。”

　　商周时期长江流域和四川盆地气候温润，土壤肥沃，林木茂盛，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比黄河流域更适宜动物繁衍，曾是亚洲象重要栖息之地。《山海经·中山经》说“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山海经·海内南经》有“巴蛇食象”之说。《国语·楚语》中也有“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的记述，徐中舒据此认为：“此皆益州产象之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便强力地印证了“中次九经”中记述岷山、大巴山地区多象的记载。三星堆二号坑出土有67根象牙，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数量，竟然有数吨之多。关键是，这些亚洲象的象牙是从古蜀境内的象群中获取，并非外来品。

　　考古发现揭示，古代蜀人对大象具有一种特殊的敬崇之心，在古蜀时代的各种祭祀活动中，通常都将象牙作为敬献给神灵的最重要祭品。在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图案中，就刻画了古代蜀人将象牙与玉璋一起用于祭祀神山的场景。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璋残件上，也刻画了一人侧跪肩扛象牙，生动地描绘了祭献象牙的情形。还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双手环抱于胸前作虚握状，执握的很可能也是弯曲的象牙。

　　2005年，双流县三星镇鹿溪河的一条支流流经双堰村，村里有座桥叫牛头寺桥，村民便把这条河叫作牛头寺河。双流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确认，在河的拐弯处打捞出一块长约1米、足有5公斤重的动物肱骨化石。村民说，河里还有很多类似的动物骨头，也都跟这块肱骨差不多。经考古鉴定，这是大象的一块腿骨。这是一头年龄在20岁左右的年轻象，大约有3米高，体重约400公斤，属于第三纪（5万年至5000年前）的生物。考察三星镇双堰村的地质构造之后，有学者认为，大象一般生活在海拔1300米以下，因此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大象生存的地方。

　　如今这块大象化石保存在双流文物展览馆里，它的发现佐证了古蜀有象的不争事实。三星镇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南端，地处山清水秀的龙泉山脉中段，毗邻仁寿县、简阳市，就是说，龙泉山脉一带均是亚洲象分布地带。不仅如此，遂宁市安居镇琼江陶家滩河段也发现了多个距今4万年成吨的野生象化石。

　　杜甫有名诗《石犀行》：“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犀牛在古蜀文化中长期被视神兽，很早就有神犀、神牛的种种传说。

　　1973年11月，成都电信大楼在人民东路开建，承建方为四川省第三建筑公司。公司委派技术员车凡英来“蹲工地”查勘。一天，正在地基打桩作业的工程人员，发现大楼附楼东北方位有一个地方“冥顽不化”，基桩打不下去。工人挖开一看，却是一块大“石头”。足足挖开 一个直径2米的大坑，才看到一只肚子朝外翻的神秘动物……急请文物专家现场勘查，因这个有点像犀牛的物体，制型“比牛还大”，而且“埋得太深，东西太重”，当时又没有大型吊车，靠人工挖掘太难，只有“埋回去”。

　　2010年10月7日，在拆除屹立天府广场东侧37年的电信大楼时，有些“老成都”开始醒悟：大楼下面不是还有一尊埋藏多年的石兽吗？不过，由于估算钟楼废墟清理工作耗时较长，文物考古部门并未进场勘探。直到两年后的2012年年底，四川大剧院即将在钟楼原址开建，针对千年石兽的传说，成都市文物考古队才正式进场勘查。作为考古现场领队，易立也是最早亲历石兽重见天日的考古队员之一。12月16日，考古的范围缩小到最后发现石兽的区域，将电信大楼基础桩进行破碎后，在距地面约4米的一个坑里，石兽终于露出了尊容。

　　这尊石犀的初步数据如下：身长：3.3米；身宽：1.2米；身高：1.7米；体重：约8.5吨；年龄：2000多岁……这件大型圆雕石兽的保存非常完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认为：“天府广场石犀是中国雕塑艺术史的重大考古发现”。

　　学术界认为，当年雕刻石兽时，肯定是参照了某种动物的原型，而犀牛最接近这一原型。在秦汉时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都有大量的犀牛。成都属于长江上游区域，由于岷江上游堰塞湖层垒而上，形成热带雨林气候，由此推测，当年在成都平原一带的犀牛可能也不少。因为战国时期，大象、犀牛在成都尚有分布，古蜀王朝曾经向中原输送过犀牛、大象等动物。也就是说，犀牛为不折不扣的“本土化动物”，由此成为雕刻匠人的造型模特。

　　据文献记载，李冰曾造5只石犀，2只放置在成都城内的郡守府，1头置于市桥下，2头沉于二江的深渊。这些均与治水有关，应该是厌（压）水精的瑞兽。当时在成都少城西南城之外，开凿了一条水道，用来沟通二江，名为“石犀道”，石犀直到唐朝尚存3头。诗人杜甫和岑参的诗篇歌咏其事。宋代成都有著名的石犀寺，又名石牛寺，庙阶之前尚有1头石犀，但久历风雨剥蚀，已不成形。1950年之初，巨石风化严重，已剥落不成形了，属于一块大石，后被石工凿成石条使用。这座石犀的位置，在现在成都的西胜街，此处正是当年郫江故道。

　　成都天府广场这头石犀，是否就是李冰所建造的五头石犀之一，尚需进一步的考证。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头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石犀，填补了战国至秦石刻犀牛艺术的空白。而且它的出土佐证了汉代蜀郡郡府位置以及成都的城市分布格局，确定了当时的成都已是大汉帝国第一流的城市。2013年10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距天府广场不远的成都体育中心南侧“东华门遗址”工地进行考古发掘，通过出土物可以认定，在汉朝时，成都已经是一座具有皇家园林的大型休闲城市了。（蒋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