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上海汽车装配厂成功试制出上海第1辆轿车——凤凰牌轿车,开创了上海轿车制造的历史,这是上海汽车工业发展在轿车整车试制工作中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凤凰牌轿车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其研发历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环境因素是如何作用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梳理凤凰牌轿车的成车过程,可以有效窥见上海轿车工业在技术、风格、市场定位、专业化协作4个方向上所开辟的历史道路,对总结时代经验具有启示作用。
1958—1964年,上海汽车装配厂牵头,在各种资源不足的条件下开展了凤凰牌轿车的试制工作。这是上海首次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完成一辆现代轿车的整车试制,从样品试制成功到小批量生产,再到具备批量生产能力,开创了上海轿车制造史的新。由于上海凤凰牌轿车没有批量生产,实现规模经济,学界对于凤凰牌轿车研制的来龙去脉鲜有专门研究。实际上,凤凰牌轿车的诞生对于上海轿车工业史的起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凤凰牌轿车为线索,对其诞生的历史背景、研制过程、历史意义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就开始筹划汽车工业。1949年12月,在主席与苏联商定的援建中国项目中就包含建设大型汽车厂项目。1954年6月,主席曾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6年1月,主席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布局中,就已经将汽车工业囊括其中。
在国外,汽车发明之初的目的是为了取代马车,因此轿车的研制和生产规模一直优先于载货汽车。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发展需求决定了中国必须先发展载货汽车,因此第一汽车制造厂最初的定位也是卡车生产厂,直到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原定的汽车发展路线月,在局扩大会议上,主席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对开发国产轿车提出了殷切希望:“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开会就好了”。正是主席的这句话促使了中国轿车工业迈出了第一步。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旨在将权力下放到地方,通过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企业放权这种指标管理方式,激发地方积极性,使各地在短期内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5月21日,“东风牌轿车驶入了中南海会议”。据《中国轿车风云(1953—2010)》描述,主席与林伯渠一同来欣赏并试乘了这辆小轿车。当主席从东风牌轿车中走出来时,满脸欣喜道:“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东风牌轿车的诞生,向国人宣告着中国轿车工业的起步。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受到东风牌轿车试制成功的鼓舞,一场由放权引起的“自制汽车”的热潮迅速掀起,彻底改变了“依赖苏联援助”的单一发展模式。从此,一些技术和设备条件较好的省市纷纷开始造出自己的汽车,其中也不乏轿车的身影。据统计,仅仅几个月,除和宁夏外,各省、市、自治区有上百个厂点,制造出各类汽车达200余种。在这场风靡全国的汽车制造浪潮中,上海以其出色的汽车修理业和零配件制造业基础迅速脱颖而出,顺势开启了轿车试制之路。
20世纪60—80年代,长春生产的红旗牌轿车和上海生产的上海牌轿车拥有“北红旗,南上海”的美誉,可见当时上海牌轿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而上海牌轿车的前身——凤凰牌轿车,正是1958年9月诞生于上海汽车装配厂的第1辆轿车。上海以其独特的经济贸易和工业基础优势,在凤凰牌轿车的研制中迅速建立起本土汽车工业体系的雏形,开创了上海轿车制造史的新。
凤凰牌轿车的研制起步于1958年,初期为手工仿制的摸索阶段。通过对照外国车型手工敲打车身、底盘,并搭载他厂车型发动机的方式,第1辆凤凰牌轿车在1958年9月28日顺利诞生。
东风牌轿车的“从天而降”是促使上海人产生研制轿车想法的直接原因。当东风牌轿车试制成功的风声传到了上海,时任上海汽车装配厂厂长何介轩立即萌生了试制轿车的想法。此想法的诞生并非无源之水,早在全国“汽车热”掀起之前,上海汽车装修厂(上海汽车装配厂前身)就已经成功试制出上海58型吉普车和58-I型三轮汽车,前2次的成功试制无疑给厂内带来了试制轿车的勇气和信心,更重要的是,上海汽车装配厂在吉普车和三轮汽车的试制过程中积累了整车试制的经验,为轿车试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8年5月,上海汽车装配厂成立了一个由厂长、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组成的试制工作小组,正式展开了轿车的试制工作。厂长何介轩向锦江饭店借来了上海2种最常见的——华沙牌和顺风牌轿车。厂内领导和技术人员共同商讨确定了第1辆轿车的设计方案:参考美国顺风牌(普利茅斯Savoy)的车身样式、华沙牌的无大梁承载式底盘结构,搭配南京汽车厂生产的NJ050型4缸50马力发动机。关于底盘和车身选型在《车轮上的上海》中有相关描述,“选中华沙牌作为底盘参照,是因为它没有大量结构,便于仿制”“顺风牌被他们看中的是整车外型,后尾巴有点翘,样子挺好看”。由此可以看出,上海第1辆轿车的试制是以“能不能造出”,而非“能不能造好”为目标,在汽车性能或者能否批量生产方面没有太多的考虑。
当选型确定后,厂内的制造工作便正式展开。由于没有冲压设备,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就动手使用榔头手工敲打,据当年的钣金师傅回忆,“将顺风车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作为参照样子,然后‘依样画葫芦’进行测绘仿制”,“照着实物的样子,用粉笔在地上画大样、量骨架尺寸和选定材料厚薄。遇到一些复杂的曲面部位,必须用木头制成敲胎膜,用自制的特制工具进行敲制。轿车门框边是用30毫米的方钢一点点手工弯成的,而那车顶,少说要甩上10万次榔头”。就这样,敲工、焊工、油漆工、电工轮番上阵,硬是凭借手工和榔头打造出一个“四门两盖一顶”(即前后4扇门、引擎盖、后行李箱和车顶)和1个底盘件,并成功给轿车上漆。可以说,上海生产出第1辆轿车,其本质还是“小作坊”生产方式下的产物,其性质与手工制品并无差别。但是上海工人们冲天的干劲和不服输的决心,最终还是实现了上海轿车制造“从零到一”的突破,在上海轿车工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1958年9月28日,上海汽车装配厂成功研制出第1辆银绿色的轿车(图1)。何介轩将其命名为“凤凰”,并在车头上装了一只展翅腾飞的“凤凰”,与一汽生产的东风牌轿车车标“金龙”形成了南北呼应,寓意着“龙凤呈祥”。
3个月后,厂内试制出第2辆轿车,方案进行了以下调整:车身参考苏制吉姆牌轿车的样式,发动机采用南京汽车厂的NJ070型(或跃进牌嘎斯51型)6缸70马力发动机,后桥则由跃进牌后桥改装而成。1959年2月15日,这2辆结构先进、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型凤凰牌轿车运抵北京。然而,在前往的路上,一辆黑色的凤凰牌轿车出现了故障,抛锚当场。由此可见,第2辆轿车的产品质量仍像“小作坊”手工制品一样,具有较强的不可控性与随机性。
总的来说,第1轮凤凰牌轿车试制仅仅停留在汽车外型的仿制层面,并未产生轿车工业化的实质性进展。
首轮试制的成果不仅展现出上海研制轿车的潜力,也获得了中央的关注。1959年,在中央的指示下,上海迅速开启了第2轮轿车试制,并在第1轮的基础上实现了选型、协作、设计、检验4大突破。
1959年上半年,一机部汽车局召开了轿车会议,要求上海进行新一轮轿车试制,以便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这是中央第1次给上海正式下达试制轿车的指示,也是上海轿车工业正式赢得中央关注的新起点。在得到上级的指示后,上海市领导指示上海市动力机械制造公司安排新一轮的试制工作,轿车研制目标开始从“能不能造出”开始向“高水平”转变。
公司立即召集了各厂的领导和主要技术人员参与解决“水平问题”,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是因为当初选型没选好、对样车没有经过科学试验,因此产生第1辆车底盘不牢固、第2辆车行驶途中声音大等质量缺陷。但是显而易见,单纯地将“水平问题”归结为选型问题实际上是片面的,其首要和根本问题还是在于第1轮试制中靠测绘和“敲敲打打”的小作坊式生产水平与现代化汽车工业水平的巨大差距。找到“问题根源”后,装配厂根据“高起点、高水平、高质量”的指导方针,确定了以西德1956年出产的奔驰220S型轿车为样车,开始了第2轮试制工作。奔驰220S是当时奔驰公司生产的新一代高级轿车,档次仅次于旗舰车型奔驰300,这是西欧技术上最先进的中型轿车之一。足见上海轿车试制小组的眼光独到,上海轿车工业的定位很高。
第2轮试制的改进之处并不止于选型这一方面。在选定车型后,上海市动力机械制造公司分配了试制任务给各个厂,并从机关事务管理局交际处借来了奔驰220S型轿车。随后,公司旗下的各主机厂、配套厂对这辆奔驰进行了拆解,每个零部件都由专门的生产企业进行研究和技术攻关。以4大主机厂为核心,上海内燃机配件厂负责发动机的试制,上海郑兴泰汽车机件制造厂负责变速箱总成的试制,上海汽车底盘配件制造厂负责底盘总成的试制,上海汽车装配厂负责车身和总装的试制,其他零配件则由各大零配件专业厂负责。从此,上海轿车工业由“地方自主”转向“中央指示”,试制工作开始进入系统化、专业化的生产阶段。
为了弥补第1轮试制中检验环节的不足,第2轮试制前增加了一项新环节——对第1轮试制产品进行1000km的道路试验。首次道路试验结束后,新一轮试制工作开始。为了充实和完善工艺装备,各主机厂和配套厂采取了厂领导、工程技术人员、有经验的老工人“三结合”的模式进行技术攻关,开展了一场“大搞技术革新、攻克技术关键、自己武装自己”的群众运动。1959年9月30日,第2轮试制的5辆凤凰牌轿车顺利诞生,并参与了国庆十周年。据公开资料显示,第2轮试制的凤凰牌轿车的车身和机械基本仿制奔驰220S轿车,但是车头则参照了1955年款的克莱斯勒顺风Belvedere轿车进行了全新设计,尤其是车尾采用了当时美国轿车盛行的双尾撑造型。动力为一台仿奔驰220S的2.2升直列6缸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6kW,传动系统为4档手动变速箱。车舱方面,仪表板的造型变化最大,参照了苏联伏尔加M21轿车所采用的福特样式仪表设计。总的来看,和当时进口的伏尔加M21相比,“新凤凰”的技术含量高于伏尔加M21。可以说,它是一个集德式机械设计、美式轿车造型风格、中国手工制造工艺的组合。
1959年12月—1960年1月,第2轮试制的3辆轿车又进行了6000km的道路试验。由此可见,从第2轮试制开始,样车试验环节真正开始成为试制工作中的重要一环,这是第2轮试制中的重要进步之一。1960年8月,上海汽车装配厂由于场地限制等原因从市区搬迁到嘉定县安亭镇,并改名为“上海汽车制造厂”,同时,为了承接小批量生产,上海汽车制造厂又一次全面提升工艺设备水平,添置了拷模、冲模、拼装夹具卡规、样板等工艺设备。这意味着上海汽车工业揭开了新的一页,轿车生产即将从少量试制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
基于上文分析,第2轮试制是上海汽车实现工业化生产的一次较为显著的进步,不仅在技术革新、技术运动(“双革运动”)的影响下成功突破了工艺设备的技术壁垒,而且首次增加道路试验以检验试制产品质量,这是现代汽车生产流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更重要的是,开始尝试自主探索并设计符合现代化工业设计风格的车身造型。因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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